当地时间11月11日，法国政府在巴黎凯旋门下举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00周年纪念活动，70多国政要应邀出席。仪式上，一位华裔高中女生用普通话朗读了华工日记，随后，华裔音乐家马友友演奏了巴赫交响曲。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吉炳轩出席上述活动。这是一战华工这一特殊群体首次在法国国家层面的一战纪念活动中获得承认，也是中国国家领导人首次出席一战纪念活动。

　　中国没有派出一兵一卒而能跻身战胜国之列，全赖14万华工为协约国作出的宝贵贡献。不能忘记的是，这些华工中有约5000人牺牲了生命。一战华工为中国争得战胜国地位，究竟付出了怎样的代价？请看徐国琦《为文明出征：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线战场华工的故事》（五洲传播出版社2017年1月出版），以下文字摘编自该书第五章第二节“血染欧洲”：

　　迄今为止，历史学家尚不能确定究竟有多少华工为协约国事业献身。曾担任华工翻译员的顾杏卿认为，华工在欧战期间死于战争者达 2000 余人，受伤及患病死亡者尚不包括在内。但是根据另一项统计，仅在加莱一处就“大约有两三千名华工牺牲”。中国政府在1917年11月1日的官方报告中写道，大约3000名华工在赴欧途中因遭遇德国潜艇袭击而死亡，尽管这个伤亡数字或许有点夸大。有关华工死亡人数的最高估计是2万左右。中国前些年出版的一本著作认为华工伤亡将近1万人。究竟哪个数字比较可靠，颇难定论。本书在这里只能尝试解决这一问题。华工死亡的数字包括三个方面：（1）在赴法途中死于德国潜艇攻击。（2）战争期间死于战场和疾病。（3）战后在清理战场时，死于地雷、炸弹爆炸等。有关赴欧途中死于德国潜艇攻击的华工，有一则资料认为至少有752名。一份中国官方文件认为，死于德国潜艇攻击的华工有713人。尽管这些资料提供的伤亡数字不完全一致，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确信至少有700名华工死于赴法途中。至于多少人死于战争期间或战后清理战场的过程中，需要进一步加以论证。由于华工通常在战场上或者在战场附近工作，许多华工为了援助协约国而牺牲在欧洲的土地上。1917年9月4日深夜和5日凌晨，一群德国战斗机袭击了敦刻尔克（Dunkirk），轰炸了当地的一个华工营，造成华工15人死亡、21人受伤。英国一家报纸这样说道，“自从华工来到法国之后，许多华工在敌人的军事进攻中牺牲或者受伤。”即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华工在打扫战场的过程中因不幸触动埋藏的地雷和未引爆的炸弹仍时有伤亡，许多人为法国的战后重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但究竟多少人死于欧洲，笔者尚未发现任何资料直接回答该问题，不过我们可以间接求证。办法之一就是调查在英法两国的华工墓地。在中国驻英使馆的交涉下，英方同意英招华工因病或其他原因死亡，其下葬的墓地由英国墓园管理处（Imperial war graves commission）加以保护，与英军同等看待。根据法国与惠民公司签订的合同第12条，法国政府要按照当地习俗将死亡的华工同法国死者分别安葬。英国学者Gregory James以其严谨的科学态度，亲赴法国一一查验华工墓地，发现有2300余名华工长眠于法兰西。

　　第二个办法是查考文字资料。1919年12月10日的英国国会记录记载约2000名英国管理的华工在一战期间死亡，这一数字同墓地统计相近。如果此一数字属实的话，我们可以确信实际死亡数字会更大一些，因为这2000人仅包括英招华工，法招华工并不包括在内。我们有理由相信，应该有一些法招华工是死于战场前线的。英国国防部的一份报告显示，在法国战区英国远征军管辖的华工被德国炸死的确切人数是147人，被敌军炮弹击中而亡的是20人。这份报告还说，英国华工营因敌人攻击所造成的死亡率“低得令人吃惊”。然而，即使上述统计是准确的，也不能反映华工伤亡的全貌，因为这些数字只是部分地反映了各地文件中所记载的华工伤亡情况。华侨研究专家陈达认为，在1918年5月到9月期间，在伊斯伯格（Isbergues）和诺昂（Noyon）工作的英国华工营有65名华工死于敌军轰炸。从1918年8月4日到1919年4月30日，在加莱和敦刻尔克两地为英军服务的华工也有95名死于敌军轰炸。陈达还指出，大约有3000名华工在加莱附近工作期间被德军炮弹击中身亡，按照英国政府的命令，他们和阵亡的英国士兵一起被埋葬在一个专门的墓地。英招华工营的翻译夏奇峰等人在给中国驻英使馆的信件中提到一些很有价值的内容。如他们在1919年3月31日给驻英使馆的信函中写道，据他们自己的调查，英招华工到法后，身死者1275人，其中被炸弹炸死者为153人。据潘连茹统计，英招华工仅病故于其华工总医院的即达750 余人，葬于Nayelles附近。在华工第二医院病故之华工则有120 余人，埋葬于Boulayne附近。此外，至少有10名为英军服务的华工在战争期间被军事法庭处以极刑。其中一人是因为谋杀他的白人指挥官而被处死，另外9人则是因为杀死了自己的同伴。

　　当然，还有不少华工因对武器弹药的无知而付出沉重代价。华工孙干后来回忆道：华工每到一个地方做战场清理工作，要将战场上遗留的枪支子弹归类整理，“应排者排，应垛者垛”。其中有氯气炮弹分散各处，华工便要将这些毒气弹背过来，集中放在路旁层层码好。孙干曾和几名华工一道整理这些氯气弹。和他一起工作的华工中有人不知危险，对这种炮弹感到好奇，想要将炮弹的螺栓取下来看看里面的构造。英国人看到后，一再加以禁止。可是“同工等卒不听从”，拿石头将炮弹砸破，毒气溢出，旁边一人立即中毒倒下，另有两名华工说不出话，眼睛也看不见了。幸亏孙干和其他三名华工早早躲开，才免于中毒受害。随后有红十字会的救护车前来，将氯气中毒的三名华工送往医院。“中国同工之好奇无知，令人可笑又可怜也”。此外，华工看到欧美军队的士兵“在欧战争之暇，仍常运动游戏”，便也仿效。孙干所在的102华工队，华工在休息期间或饭后也会聚在一起玩游戏，快乐地打发时间。然而由于华工大多没有受过教育，缺乏知识和危险意识，有人竟然会拿炸弹来玩“危险游戏”。孙干听到同伴讲过这样一件事：有一天饭后，有几名一向喜欢玩游戏的华工拿来一枚英国人所造的炸弹，三四个人围成一圈，一边聊天一边互相传递扔炸弹。后来加入游戏的人越来越多，传递炸弹的速度也越来越快，有人不禁大叫不要让炸弹掉到地上。可是传到极快的时候，炸弹还是失控掉到地上爆炸了，造成三名华工受伤，其中一名被炸成重伤。工头立即向英国人报告，三人都被送去医院。一战期间，战场上军火弹药遍地都是，种类繁多。孙干回忆道，“自余一到法国，见法国之野，不但遍地是枪炮，亦遍地是子弹火药。然民国六年，至民国七年之底，所见者多为英人之子弹火药也。”自从德国人战败宣告停战以后，德军撤出战斗，华工随即进入战场对一切进行清理。“所见之火药，形形色色，如同棉絮者、如弓弦者、如黄香块者、如白面粉者、如黑齐片者、如黑竹管者。或盛于大箱之内，或零碎装一袋一捆者，随处有之，为数之多，真乃出人意外。”由于天气寒冷，便有华工将火药箱搬到自己的帐篷内，点燃火药取暖。其结果当然导致火药爆炸，连人带帐篷都被炸飞，“死亦惨矣哉”。

　　行笔至此，我们可以初步得出一战华工中死于协约国事业的最保守的数字如下：死于德国潜艇攻击的700余人；因战争或疾病死于法国的2300 余人。换句话说，至少有3000名华工为协约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一战华工的死亡率达2%左右。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数字并不是华工死亡的总数。一战期间，曾有几千名华工水手为英国服务，而根据中国驻英公使施肇基的说法，其中有448人死于战争。1918年12月，中国驻伦敦总领事向北京外交部报告说，有863名在英国兵舰上服役的中国水手战死。1919年8月，大批华工在回前为死难华工举行了一次追悼大会。会场扎有彩色牌坊，横额为“流芳千古”，对联是，“血洒欧西壮世运，魂归祖国挽神州。”这精心撰写的对联出自中国驻法外交官之手笔，体现出在大战中葬身异乡华工的悲壮以及人们对他们的哀悼之情。

　　尽管华工为英法两国作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他们的英勇行为并未得到应有的认可。英国国会档案记载中承认，华工“比其他有色种族的劳工担当更大的风险”，但是他们甚至连几块小小的军功章也未得到。更有甚者，英法两国还在为死难华工发放区区千元之数的扶恤金上讨价还价。战后西方有一篇报告还危言耸听地宣称，一战中中国实际上伤害了协约国，因为1918年那次横扫欧洲和世界的致命的“西班牙流感”（Spanish flu）就是华工传染的。在发现华工不再有利用价值后，英法两国在战后把华工视为“妨碍地方安定”的替罪羊，迅速把他们遣送回国。英国在1919年秋开始遣返华工，翌年4月6日完成。法国的遣送工作也在1922年3月结束。当然，并不是所有华工都回国了。大约有3000名华工因与法国女子结婚或拿到新的雇用合同而留在法国，其中包括1850名与冶金工业重新签约的技术工人。其余留下的华工则在机械部门和航空部门谋到职位。更令人齿冷的是，华工在回国途中并未受到应得的尊重，相反，有时还受到侮辱。受到中国政府广泛注意的个例是一曹姓华工在乘坐法轮回国途中，竟无故被法兵刺伤。中国政府通过多种途径交涉、抗议，要求法方道歉赔偿。所幸该华工被法方送医治愈康复。法方虽辩称该华工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不服从命令，并先同法兵发生言语肢体冲突，导致法兵自卫，但保证以后加以改进。尤其令人痛心的是，这些华工大多来自山东省，但在巴黎和会上，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竟然宣称中国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没有任何贡献，完全否认了华工为协约国所作出的牺牲，最后，列强竟至将山东转让给日本。

　　对大多数欧洲和美国士兵来说，战争持续了50个月，但是对中国人来说，战争持续了至少60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当美国大兵庆祝战争的结束并开始享受胜利的果实时，对华工来说，更具挑战性的、更危险的清理战场的工作才刚刚开始。而就在这时，欧洲人的态度却变了，法国人和比利时人对华工的善意开始减少，恶意却在不断增加。比利时学者多诺万（Dendooven）评论道，战时，整个比利时国民对华工都是温和的、友善的；但是到了战后，他们开始变得充满敌意，在很多地方，华工都被当作战后治安恶化、犯罪增加的替罪羊。其他学者也发现了类似态度转变的事实。他们指出“本地人不喜欢‘中国佬’，同样英国人也不喜欢‘中国佬’。这里存在大量的种族歧视”。基督教青年会的一份报告中写道：“如果在法国的华工能在停战协议刚一签订时就被送回国，这对各方都将是极其有利的结局。华工将带着西方的高度赞誉返回祖国，英国人和法国人也会对华工们怀有更高的敬意。但是，现在这一切都不可能了。有很多误会其实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在战争结束后的很长时间里，在战争中已经作出建设性贡献的华工被要求留下来，在布满战争废墟的战场上清扫危险的战争垃圾。华工的工作效率急速下降，赌博和犯罪不断增加。但我们不能因此谴责这些华工，因为他们的遭遇是让人无法忍受的。然而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因此责备他们的雇主英国政府和法国政府。因为，总得有人留在后面做这些工作。这似乎就是中国人的命运，……中国人看到了西方文明悲哀的一面。”

　　作者简介：
　　徐国琦，安徽枞阳人。南开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1991年赴美留学，1999年获哈佛大学历史系博士学位。现为香港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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